在高安市有一出采茶戏叫《南瓜记》，讲的是南昌恶霸地主王寿庭横行霸道，强抢穷秀才丁文选之妻杜兰英，为回高安与老母拜寿的朱大人所闻并设下巧计救出杜兰英，依法严惩了王寿庭和一班贪官污吏。剧中的那位朱大人就是与张廷玉齐名的乾隆皇帝的老师朱轼。

        朱轼是高安历史上任职宰相之位的第一人，高安市村前镇艮下朱家村人，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清朝名臣，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深受三朝帝王赏识与重用，被赐封为“帝师元老”、赐誉为“朝堂良佐”。乾隆曾对人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朱轼、蔡世远、福敏，“于轼得学之体，于世远得学之用，于福敏得学之基。”虽然在清宫影视剧中却很少看到朱轼的身影，但他品格高洁，为官清正，具有很强的治国理政才能，而且工古文，通经史百家，学说渊博，著有《周易注解》、《仪礼节略》、《历代名儒循吏传》等，是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

        朱轼是治穷、治乱必先治愚的开创者和先行者。一生注重教化，认为教而化之是莫大的善政，无论他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办书院崇尚儒学。出任潜江知县伊始，便请人用通俗易懂的当地方言将康熙《圣谕广训十六条》广为宣传，并“亲集士民，宣讲于明伦堂”。他大力兴建书院，扶掖诸生，终使“困者苏，悍者驯，教化行”。他三主会试，以“读对贤书而能发明其义蕴”为选才标准，在浙江任上刊印颁发了《大戴礼记》、《仪礼节略》、《颜氏家训》、《温公家训》等书，使浙江风俗为之一变。

        朱轼是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他自幼苦读寒窗，通晓经史百家，是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曾与张廷玉、徐元梦一起三修《明史》，是《圣祖实录》、《世宗实录》总裁之一，所写的《周礼注解》，《周易注解》、《仪礼节略》、《史传三编》、《四余堂遗稿》、《历代名儒循吏传》及《文端公集》等留传于世。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科考，他以哲学家张载的学说思想为旨，宣教考生，科试尚未完毕，上面派人来接替，当时有七千考生聚集在营门乞保，廷臣纷纷而言：“朱学使公伯廉明，前闱此无”，代任者只得在旁坐观，朱轼主闱事毕，才回去吏差。雍正钦定朱轼为顺天乡试主考官，朱轼以为国家选拔才俊之士为己任，披肝沥胆、全心全意，此科考试非常成功。雍正很是满意，再任命他担任主考，这次会试共选拔出270名文才出众者，经过殿试，雍正帝确认这些考中者尽为文章锦绣、见解独特的优秀人才。同时，所有参加考试的举子，无论金榜题名者，抑或名落孙山者，均无一人提出异议。雍正皇帝非常高兴，特加主考官朱轼太子太傅衔，御赐他“朝堂良佐”匾，并将一面优质苏州折扇贡品赐给朱轼。

        朱轼为官清廉刚正、望正朝端。他生活俭朴，高安民间旧时流行的酒席“朱公席”，待客时多为四盘两碗，据说是朱轼宴请乾隆时所创。以朱轼返乡为母祝寿、路经南昌惩治恶霸为民申冤的故事为材料编成的高安采茶戏《南瓜记》广为传唱，直至唱进了中南海。他在潜江，下车伊始，即下免粍之令，正供之外无丝毫多取，节钺浙江时，身衣粗疏，出入仪简，对于营田水利各节，筹划举措，督修海塘，都事必躬亲，海宁、上虞等县常患海潮，他采用“木柜法”作堤基，从而堤塘坚固，潮患免除，民则安之，所以人言“朱轼所修不塌”。康熙六十年，山西、陕西大旱，朱轼差往山西劝粜给赈，深入乡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富户、绅士捐献粮钱，救济灾民，他还组织劳力整治漕河水道，停收米船课税，以利粮食流通责任地方官设厂医治患病灾民，疏请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民受其利。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朱轼积劳成疾，病逝于京都。

        朱轼为后世更熟悉的身份是乾隆皇帝太子时的良师。雍正帝登基后，命朱轼为皇子讲席，特郑重表示：“皇子课读，事关重大，当教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之要。若徒寻章摘句，记诵文章，一翰林能之，非朕所望于卿等者。”朱轼没有辜负这份重托，他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就这样日复一日，乾隆帝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学问基础。乾隆登基后说：“朕自幼生长在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大学士朱轼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为圣祖简用之臣。皇考眷注有加，简任机务，纯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里，常闻讲论。”许多年后，乾隆皇帝仍充满深情地回忆说：“从朱轼学十余年，所获最多。”

        诗人袁枚有《朱文端公墓下之作》：“鹓鹭曾居第一班，衣冠常惹御香还。独将经术勷三圣，自起清风播九寰。玉魂骑箕苍昊上，石麟沐雨翠微间。寻思几滴西州泪，仰止松揪不忍攀”。二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文稿、手书，以及碧落桥连同他的墓地等为数不多的文物中来凭吊这位为民兴利，为国选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朝堂良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