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位于甘肃东部，地处陕甘东西之冲，呈群山环翠，泾汭合流之势，依山作镇，跨河为疆，因其地处泾河川腹地而得名。泾川历史文化悠久，早在4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建郡置县历时2100多年，商代建有阮、共国，西汉元鼎三年置安定县，后秦置雍州，北魏置泾州。唐至德元年改名保定县。金大定七年改名泾川县，明洪武三年撤县置，由州直理县事，泾川称泾州，民国时改州为县，沿用至今。泾川居丝绸古道要冲，为华夏文明腹地，自古以来是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

2013年“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又重回大众视野。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节点城市，两千多年来，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帝王、军队、商人、学者、僧侣，往来于泾川的古驿道上，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宗教和战争。尤其是在大唐王朝时期，泾川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军事要冲和商埠重镇,人口的流动，商贸的繁盛，使泾州成为关内道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可谓是唐都长安的繁华与安定，皆系于泾州古城的控扼防守。西出长安的文人、信使、商人、将士到达泾州，意味着他们将要远离中原故土，踏上西出阳关的几万里漫漫征途。由西域风尘仆仆而来的外国官员、商队、僧侣跋涉雪山、穿行大漠，在距离唐帝国都城只有几天路程的泾州，在这里最先接受来自中华文明的洗礼。

可以说丝绸之路在泾川文明史和道路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聚焦泾川古道的纵横演变，通过它蜿蜒骨骼上的斑驳记忆，去叩响丝路古道第一重镇的千年余韵。

一、“氏族”古道的形成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底，主要包括汾河、渭河、泾河等支流谷地，这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适宜于农牧业生产。1974年在泾川县泾明乡白家村牛角沟出土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断定为距今2-5万年的2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个体，属更新世晚期的现代人，被考古界命名为“泾川人”，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打制精美的几十件石器及披毛犀、鼢鼠、鹿、牛、马等动物化石，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牛角沟古人类遗址是泾河流域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也充分说明泾川的道路交通源远流长，泾河流域早在“天然产物时代”就有了频繁的人类活动，到了距今八九千年，他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人类居集的氏族部落开始出现，他们外出觅食、狩猎，走出了许多不规则的路，这些频繁的定居和物物交换促成了泾川“氏族道路”的形成。

到了炎黄时代，人类氏族社会愈发强大，“氏族”道路也渐成规模。《史记》记载黄帝曾“西至于空桐（今平凉崆峒山）登鸡头”、《庄子·在宥篇》记载了黄帝问道广成子的传说。传闻黄帝曾两次登崆峒问道广成子，他带领其元妃嫘祖和女节百余人出行，进一步促进了“氏族”道路的壮大。

二、“奴隶制”时期的古道发展

据考古发现，在泾河川道东有古音磐县城遗址、庙庄商周古墓群，西有东沟文化遗址等，这说明在奴隶社会，泾川已经有了货物交换和交通往来，但是因为地广人稀，且限于生产力水平，这种交换和往来没有形成规模，人类主要交通活动只能是放牧或者部落迁徙，因此，上溯到封建社会初期，泾川道路交通尚处于低级阶段。

在商周时期，泾川是阮国（今泾川县西南）、共国（今泾川西北）故地，阮共二国亲西周而远殷商，位于今灵台县的密须国则亲殷商而远西周，于是在西周代商的争霸年代，一条贯通于镐京与泾川的道路逐渐形成。

相传周先祖公刘在夏桀时期迁居于豳地，常率部族渡渭河去南山伐木，回程时经凤翔、麟游、灵台过黑河、渡汭河，到达泾河沿线的泾川王村，遂东渡到共国、阮国，同游玩、同饮。从公刘迁居豳地，到古公亶父时期，周国经常受到平凉、庆阳一带戎氏部族的侵扰，遂又迁居于岐山，到周文王姬昌时期，周势力已经强盛，并以“仁”治天下，形成一支对抗商王朝的庞大力量。此时密须国拒周，还经常侵阮袭共，阻碍阮共二国向周纳贡，周文王遂率部众，自周原经社地（今陕西麟游西部）过细川河（今灵台南河）征服了密须国，镐京到泾川的交通古道自此畅通。

后来周穆王游历四方，东归时从陇西翻越陇山游历了泾川，还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周穆王死后，子共王继位，由密须康公陪同再游历泾川阮共二国，途中因为一名女子归属问题，共王对康公不满，发兵灭了密须国，自此，泾川前往镐京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拔除，共、阮、密皆成为周属国。西周王朝建立后，把土地分封给宗族、贵族以及属国，统称为诸侯。阮共密等属国自然成为西周诸侯。西周诸侯需要向周天子进贡，于是便有了从各属国通往京都的官道——“贡道”。《周礼》记载：“夫田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可见西周时期把道路分为径、畛、涂、道、路5种。西周对于“贡道”的要求是“径容车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涂三轨”，周制中“一轨”约为八尺，也就说说西周时期的“高速公路”已经到达了8米宽，这是不可想象的，可能在西周能成为“路”的也就镐京附近的地方吧。在今灵台白草坡发掘的西周车马坑中，有车轴为3米的马车，这充分证明了从泾川到镐京已经有了较宽的道路，换算过来就是“涂容乘车一轨”，约3米宽的官道。你能想象吗，在遥远的西周王朝，从泾川西北三里的水泉寺，阮、共两国的纳贡车马横渡泾河，向南上塬、过黑河到灵台什字塬，途径百里，再招呼上密须国的纳贡队伍，呼朋引伴的经岐山到达镐京向周天子表示忠心。

三、“封建制”时期的古道发展

1.始皇时期与泾川驰道建设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了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于公元前220年“巡陇西、北地二郡，出鸡头山，过回中”进行了一次西行之旅。始皇西行，也就此开启“秦驰道”的修建历程，日前在古道研究中颇具盛名的陇山古道，其“四横一纵”（木峡道、鸡头道、番须道、陇坻道、回中道）的古道形成脉络也在此次始皇西巡后逐一清晰。始皇建“高速公路”（治驰道），以关中西向陇右的两条道路最为有名，一是从咸阳起循渭河谷，经固关前往陇西的道路，也就是学者常提到的陇山古道“四横”之一的陇坻道。另外一条则是循泾水河谷经陕西淳化、旬邑，再入宁县，经泾川至平凉崆峒前峡，再经泾源北面河，逾陇山，过庄浪、水洛到达陇右各地，这其中就有陇山古道“四横”之一的鸡头道，泾川段则为鸡头道与关中相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皇帝修驰道有严格的建设规范和质量要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一说使用夯土工具打基础，一说种植向日葵等草木），树以青松”，可见早在始皇时期，泾川便有了高标准、高规格的道路，甚至有了行道树和林床等附属防护带。

2.西汉“丝绸之路”开拓与泾川“丝绸大道”的形成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并两次巡游“鸡头”“回中”，东起长安西至中亚、西亚诸国的“丝绸之路”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泾川也以其长安畿辅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在其起点东段，目前主流的主要有南线、北线（又分为泾河北道、泾河南道）、中线三条主要线路逾越陇山前往河西地区，其中的北线泾河南道和中线均经过了泾川，并在泾川分道，从西、西北不同方向翻越陇山西去。尤其是中线，在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丝绸、茶叶、瓷器西去和佛教东渡的主要大通道，现在留存在泾川312国道沿线的王母宫石窟和南石窟寺均见证了泾川“丝绸大道”的繁荣与辉煌。由此可见，汉对匈奴作战胜利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节、商贾、僧侣、学者交往频繁、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泾川作为丝路东段中路的重镇，不断的迎来送往，发挥了交通要道的重要作用。

3.隋唐时期的战火与泾川“丝路重镇”的形成

隋开皇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率兵占领了包括泾川在内的主要东西交通大通道，丝绸之路被阻断，为了保障通往西域的商路，隋文帝命令宁州刺史窦荣定、大将军韩僧寿逐一收复。同时为了加强道路管理，隋朝的驿站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上下建有驿政组织，驿站遍布道路沿线，往往是每30里设置一驿。

隋大业十二年，金城校尉薛举、薛仁昊父子起兵，自称西秦霸王，再次占领了丝绸大道的要津，丝绸之路再次中断。到了唐武德元年，薛举父子进兵泾川，大败李世民率领的八镇总管兵于今天泾川窑店镇、陕西长武县一带的浅水原，企图入主中原。可是天不见怜，薛举突然病亡了，其子薛仁昊无奈屯兵泾川圻墌城（又称薛举城），李世民反应过来后，屯兵长武高墌城，两个秦王在泾川到长武的驿道上，开始了长达60多天的拉锯战，最终西秦王薛仁昊因军粮不济兵败泾川圻墌城。你能想象改变大唐命运的一战竟是发生再泾川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县城，倘若当年取胜的是薛举、薛仁昊父子，那么大唐盛世还会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横空出世？

到了大唐贞观四年，唐大将李靖把企图窃取唐王朝胜利果实的突厥颉利可汗擒获，从长安经过泾川、平凉，北出萧关前往河西的道路终于全线畅通，唐承隋朝驿站制度，并增设了邮驿以备军速，泾川自此成为唐王朝通往西北的第一“丝路重镇”。贞观二十年，太宗李世民再次沿着这条道路来到泾川，回想昔日最为艰难的圻墌城之战，也是唏嘘感慨，为当地百姓赐下粮食和锦帛。这条经泾川、平凉、固原前往河西的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提起的萧关古道，唐代大诗人岑参诗句“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就描绘了这一时期从长安前往陇右的交通盛况。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走上了下坡路，唐玄宗从泾川仓皇逃离，当他走过圻墌城，可曾想到李世民，可曾想起那场奠定大唐王朝近三百年基业的战争，又有没有为自己的命运多舛叹息连连。泾川这座长安畿辅小镇，何其有幸，见证了一个盛世王朝的起落兴衰。

4.宋元、辽金、西夏时期的版图变迁与泾川“驿道网络”的形成

泾川作为东西交通要冲，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特点在宋元、辽金、西夏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包括泾川在内的西北广大土地上，几方干戈不息，版图此消彼长，军事路网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在正隆年间，金人为了修建汴京新宫，由北宋降将张中彦从青峰山东运木材，张中彦派人“构崖架壑”，开凿了六盘水洛路，自此渭州（今平凉）逐渐取代泾川成为平凉境内政治文化中心，泾川作为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和重要中转站，木材自此东去。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拉锯战比较严重，但是西夏在经济上有依赖宋朝，遂又开通了官方主导的茶马互市，贸易离不开运输，运输离不开道路，泾川的驿站网络也因此更加发达。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忽必烈封其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这位安西王是个会享受的主子，他冬居京兆（西安市的京兆王府）避寒，夏徒六盘山避暑，并且常年如此。因此从西安到泾川、平凉、固原的这条驿道在元朝初期始终保持了较高的路况质量。道路畅通，则驿站兴旺，元朝驿站设置分为“站赤”和“急递铺”两种，站赤是驿，多用于军事，急递铺是邮，多用于运输。元朝的驿站制度十分严密，管理严格，并且对沿线道路的管护、桥梁的维修、拆卸都定了制度，比如道旁的树木不得无理砍伐，违反者还会依法治罪。

5.明清时期的统治与泾川“驿道网络”的完善

明洪武二年，大将徐达从兰州一路东行，在六盘山大败元军豫王后，经萧关入平凉，一路直下泾川，后分兵拿下庆阳和静宁，从此泾川驿路纳入了明朝的大版图。到了宣德七年（公元1423年），蒙古骑兵开始骚扰明朝边境，为了保障驻扎在灵州的重兵，明朝发动平凉、固原沿线民众对关中以西的道路均进行了拓修。泾川东南行55公里到灵台、西行70公路到平凉、东行35公里到窑店、北行70公里入庆阳的道路均在这一时间得到养护和拓展，也因此奠定了泾川到清代乃至近现代以来的道路网络格局。同时为了保障重要军情传递、转运物资、藩属使臣进贡、文武官员到任等，明朝在主要道路设置了驿站和递运所，它们的作用就同今天我们的高速服务区和国道停车区一样，也会提供膳食、住宿、安全保障等职责，泾川境内就设有安定驿和辖属的高家坳和泾州递运所。

泾川的驿道网络经过明朝的开拓建设，到清代已见其规模，驿道网络已经完善，道路标准、运输工具、治路设施等各方面，都较以前又较大的进步和提高，为近代西兰公路的修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清朝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同治八年五月，左宗棠到达了泾川，后在平凉柳湖常驻，为了尽快实现收复新疆的军事目的，左宗棠对这条陕甘新大驿道再次修整。此次整修征调了沿途的民工数十万，整修的道路标准也比较高，平均宽度为3米，可供两辆大车往来并行，这条大道百姓成为“左公大道”。在整修道路的同时，为了抵御洪水的侵扰，左宗棠还组织修筑了桥梁，其中仅泾州境内就修了柳家铺土桥（今灵台）、什字土桥（今灵台）、汭河木桥等9座桥梁，由于黄土高原缺乏建桥材料，这些桥梁就是利用黄土在沟壑上筑起土坝，土坝下修筑排洪孔道，随着河水的季节性涨落，春修秋拆，人称“活动桥”。为了保护军需物资的安全，从泾州窑店开始，五里一卡、十里一哨、百里一营，可谓固若金汤。左宗棠在整修驿道的同时，还大力提倡部署士兵在驿道两旁植树，由于精心予以种植和栽培，使得驿道两旁“连绵数十里，绿如帷幄”，人称“左公柳”。今天，漫步在平凉境内的312国道沿线，触摸着那一颗颗苍老而遒劲的“左公柳”，也不由感慨到，左总督呀，你也是一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遍植杨柳到玉门的公路人呀。

二水中分安定驿，一城高枕太平关，泾川人民通过不断总结历史，征服自然，从刀耕火种到物物交换，从人力搬运到发明了独轮车、马车、驴车、汽车代替原始落后的搬运工具，泾川古道的纵横演变均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紧密相联，都被历史重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时光漫漫，昔日的丝路遗痕，在今天的泾川县已经变为繁忙的G22青兰高速、G312国道、S517省道和无数县乡道路组成的庞大现代道路交通网络，新鲜的血液在这里互相交换、碰撞，滋养并孕育着一个西北小县城远眺世界的大格局。

【见证变迁】栏目

供稿：泾川公路段

撰稿：姜康康